在我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艰苦年代里，一位朝鲜革命者把中国作为自己第二祖国，同我国人民一起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浴血奋战，最后血沃冀东抗日疆场。这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一直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和怀念，他的光辉名字叫周文彬。
一、出身革命家庭
周文彬，原名金成镐，朝鲜人，1908年9月23日生于朝鲜平安北道义州红南洞，兄妹5人，排行第三。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后，父亲金基昌因参加朝鲜独立革命运动被捕。在监狱里，金基昌受尽了酷刑，但他坚贞不屈，敌人毫无办法，于是把他流放到巨文岛上，让金基昌服了一年的苦役。他不甘心这样下去，多次找机会逃跑。后来，在其他爱国志士的帮助下，他终于逃了出来，但不敢回家，于1914年逃亡来中国。他先到了上海，后来又到了天津、北京。通过南开校长张伯苓，金基昌把一些流亡中国的朝鲜爱国青年送入北京汇文中学和通县潞河中学读书。他选定通县复兴庄作为自己家庭的定居地，以便使自己的四个儿子在旁边的潞河学校上学。然后，他托人给家里带信，让妻子洪基柱带孩子们迁来中国。
金成镐是在一个革命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父亲金基昌，是朝鲜革命者，一直为自己祖国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大哥金承镐早年参加朝鲜革命，死在日本帝国主义屠刀之下。二哥金永镐，曾就读于潞河中学。在校时，非常爱好体育活动，不仅在国内运动会上多次获得竞赛第一名，而且在远东运动会上取得了优秀成绩。他在外出参加体育竞赛活动中接受了革命思想，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四弟金祥镐，也在潞河中学上过学，非常爱好体育活动，并且成绩优秀，后来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妹妹金信正，出生在中国，后来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母亲洪基柱，是一位善于经管家务而又有正义感的劳动妇女。她教育子女非常严格，对家庭成员的革命活动极表同情，并给予最大支持。
家庭对金成镐的影响很深。父亲常以亲身经历讲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朝的罪行，这在金成镐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帝国主义的种子。
金成镐七岁的时候，在朝鲜进入红南洞小学读书，日本人要接管小学，他就伸臂叉腿截挡日本人。这虽是个小孩子的举动，却轰动了整个义州。
日本侵略军占领朝鲜后，强迫义州公立小学的学生们都必须到日本人开办的日语学校读书。大部分同学都不敢不去。教室里只剩下金成镐和二哥两个学生。他们的老师饱含热泪专为他们哥俩上了朝鲜三千里江山的一课。那天他俩听得更加聚精会神，不眨眼，屏气凝神，直盯着老师那张宽厚的嘴唇，洗耳恭听从那儿迸发出来的每个音节以及每个字所包含的新意。他们亲自经历的最后一课与课本上都德的《最后的一课》相得益彰。那一天的个把小时，老师引发出来的爱与恨，如铁铸钢浇灌注全身，决定了他的一生。
二、在潞河的革命斗争
1915年，金成镐一家人，在通县定居下来，不久，加入了中国国籍。通县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近代历史上，革命志士层出不穷。
（一）背景：通州和潞河的革命斗争
1、1860年抵抗英法侵略军的八里桥之战
通州有着悠久的革命历史。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对所攫取的赔款、割地仍不满足，于1856年借口“亚罗号”事件，勾结法国，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9月，英法侵略军攻打通州城、张家湾、八里桥。八里桥位于通州城西，本名永通桥，建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横跨在通惠河上，是进京的必经之路。八里桥是保卫京城的主要军事要点。通州地区的农民、猎户、民团、搬运夫和清军爱国官兵共同抗击侵略军，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就是著名的八里桥之战。最终，侵略者攻占了八里桥，抢劫圆明园，进入北京城，大肆抢劫。清政府又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才告结束。
2、通州的义和团运动
1898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乘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帝国主义侵略工具之一的教会活动更加嚣张，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最初，义和团出现在山东省，以贫苦的农民为主体，是群众性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斗争矛头指向外国教会势力。义和团迅速地席卷了中国北方的河北、天津、北京地区。1900年4月，义和团运动传到通州。通州的义和团火烧了教堂和洋人的住宅。由于遭到八国联军的进攻，通州落入敌手。八国联军入城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1901年，清政府同八国联军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通州的封建官僚，又对义和团进行了公开的镇压。
美国教会头子都春圃首先回到通州，要深受残害的通州人民赔偿侵略者的“损失”。知州吴兆毅乖乖地拿出16万两白银（清政府拨10万两，通州担负6万两）交给了侵略者；并割去新城外之谢家园、晒米厂、曹家庄三个村庄的全部土地共133公顷，赶走居民，又扩建了教堂、医院、学校和住宅，命名为复兴庄。
3、辛亥革命在通州
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国内风起云涌的反帝斗争迫使教会当局改变了对华策略，提出了“基督教教育中国化”的口号。在课程上增加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的比例，在招生和学生毕业出路上也废弃了以往的规定，在学校经营上主张自养。这种变化客观上改变了学生成分，也使师生有机会更多地接触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自由、民主思想和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为进步思想的滋生创造了条件。辛亥革命时期，蔡德辰在“协和书院”中领导同盟会的活动，并发动起义，于1912年1月17日英勇就义。蔡德辰牺牲后，遗体由同学们抬回书院，全院师生集会，深切悼念年仅十八岁、风华正茂的反清志士蔡德辰。经师生们商议，烈士遗体暂厝于校园内大水塘旁，并将水塘命名为“振民湖”，湖旁土山命名为“德辰山”，永留纪念。
4、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在通州地区的传播
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好像一场震撼封建统治的大地震，它的“冲击波”迅速传播全国各地。
当时，有北京的大学生来通县和潞河中学讲演，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痛斥“巴黎和会”欺压中国人民的阴谋，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潞河中学的爱国青年学子们愤怒了，他们很快组织起来，到街上宣讲，集会讲演，贴标语，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反对卖国贼，使广大市民了解“巴黎和会”的真相，揭露帝国主义侵略阴谋，唤醒了通州的广大人民。
“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还是一次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曾有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组成的“十人团”来通县和潞河中学讲演，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潞河中学的青年学生，也组织了十人团，利用假日到城内，到燕郊、张家湾等集市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反对腐朽的封建统治，宣传新文化，以提高广大农民的觉悟。
在“五四”运动中，爱国的学生们把五月七日（日本侵略者向袁世凯提出承认卖国二十一条的最后通牒日）定为国耻纪念日，进行纪念活动，召开国耻讨论会，标语上写着“当为国耻流血”。还举行提灯游行，大家唱着：“五月七日，五月七日，勿忘吾国耻！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是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学生们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们口里喊着：“不忘国耻恨，勿忘民族仇”。这一纪念活动坚持了数日之久。（《百年潞园》P20有照片）
此后，北京的马克思主义群众团体和共产党组织与通州的工人农民建立了联系，并多次派人来通州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其中一次比较大的宣传活动是1925年6月中旬，发动学校师生、个人、农民上街集会游行，声援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这次集会游行是由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女师教师杨秀峰（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发起的。潞河中学、男师、女师、女中推选代表在集会上演讲，声讨日、英帝国主义屠杀工人的罪行，号召全县人民抵制洋货，高喊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抗议卖国政府！”会后学生查封了商店里的日货、英货。这些活动宣传了党“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革命思想，并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中国也有坏蛋
金成镐就是在这动乱迭出、内忧外患和土滋物丰、地灵人杰的环境中，逐步成长起来的。
金成镐他们来到通县后，父亲在复兴庄租了三间房子。母亲用变卖家产带来的钱买了十亩地。父母抛弃全部家产，流落在异国他乡，要养活七口之家，生活是十分艰难的。父亲种菜，栽葡萄，挑到城里去卖。母亲养了几十只鸡。为了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救国之才，父亲先后把永镐、成镐和祥镐送进学校读书。
成镐在1916年开始在潞河小学读书。二哥永镐在中学努力学习农业、畜牧业知识。哥俩打算开办一个奶羊场。后来，父亲凑钱买回来三只奶羊，交给哥俩饲养、放牧。但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同殖民地的朝鲜一样，也决不是劳动人民的乐园。当时，为争夺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各派军阀混战不休，人民遭殃。派捐派款，抓定拉夫，烧杀抢掠，无日不有。通县地处京畿，百姓受害尤甚。金成镐家养的几十只鸡和三只奶羊也都被抓走。金成镐深深感到，统治中国的军阀和统治朝鲜的东洋鬼子一样坏，都是穷人的死对头。要铲除人间不平，就必须把一切坏蛋都打倒。
金成镐在上学期间，一贯勤奋好学，品行很好，在老师的指导下，刻苦钻研。每逢节假日，他不是帮助父母做家务劳动，就是在家里复习功课。他还十分重视体育锻炼，无论冬夏，从不间断。他从未忘记过自己的祖国，一直坚持自学朝语。在中国定居后，他父兄都参加了中国革命，在父兄影响下，他思想一直追求进步，向往革命。
（三）革命兄弟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高涨的年代。“南陈北李，相约建党”。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13名代表出席一大，他们代表着50多名党员。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12人，代表着全党195名党员，二大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有香港海员大罢工（1922年1月），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9月），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1922年10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3年2月）。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当时代表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举行，国民党一大对三民主义做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成为新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以五四运动为开端，北京成为北方大革命的中心。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更成为广大热血青年的崇拜者和学习的榜样。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方大革命掀起了高潮。京郊的通县，也被卷进了大革命的风暴之中。1925年6月25日，金基昌同许多京郊农民一起，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了三十万人反帝示威游行。回来后，金基昌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有共产党，有李大钊，中国不会亡国，中国有希望了！”又说：“看来光死读书还救不了国，你们哥仨应该象李大钊那样，又读书，又革命。”
当时，永镐、成镐已对李大钊有较多的了解。潞河中学是一所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它较早地受到了大革命的洗礼。李大钊等编辑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工人周刊》等革命刊物和他的许多文章，早就在进步师生中争相传阅。金家三兄弟千方百计地寻找进步刊物，他们尤其喜欢李大钊的书籍和文章。他们从李大钊那里学到了革命道理，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们是在李大钊影响和教育下成长的新一代革命者。这样，金家三兄弟在潞河中学成了最激进的学生。
1925年初冬，永镐和成镐邀集十几名进步学生，步行到北京，参加了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目的的“首都革命”。1925年11月29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他们终于看到了自己仰慕的李大钊。大会后，几十万群众举行盛大的示威暴动。哥俩直接参加了包围执政府的斗争，亲眼看到段祺瑞反动政府的大员们，被群众暴动吓得如鸟兽散，堂堂执政府被搞瘫痪了。他们兴奋极了，从中看到了群众的力量，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也仿佛自己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刚满十八岁的金成镐，悟出了一条真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金成镐做出了一个庄严的选择：“要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李大钊干革命。”
第二天，永镐、成镐邀集其他进步同学，分头向全校同学介绍了“首都革命”的壮烈场面，并把“打倒段祺瑞卖国政府”、“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拥护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标语贴满全校。
从此以后，金家三兄弟更加积极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宣传革命道理，组织革命活动，被全校进步师生誉为“革命三兄弟”。
在这期间，年长一些的金永镐显得更加成熟。他在北京大学通过几个朋友，终于找到了北大的党组织。“三•一八”惨案后不几天，他就和一批有志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三兄弟中的第一个党员，成为金成镐入党的引路人。
（四）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12日，两艘日本军舰突然炮击天津大沽口，炸死炸伤国民军官兵多人。事后，日本又纠集英、美、法、德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名，提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国民军撤防，限48小时内答复。
大沽口事件激怒了中国人民。在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的组织发动下，3月18日，北京10多万群众举行示威大会，段祺瑞命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请愿代表枪击刀刺。一时间，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血流满地，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接着，由帝国主义操纵的“讨赤联军”，向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发动了全面进攻。国民军被迫由京、津撤退到南口。直奉联军控制了北京政权，反革命得手，一时形势骤变，黑云压城，白色恐怖笼罩了北方。
奉系军阀张作霖纠集各种反对势力，把镇压革命的告示贴满全城：“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李大钊更是屡遭通缉，不得不将国共两党在北京的领导机关迁入位于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旧俄国兵营内。各级组织也转入了地下斗争。
反革命的逆流也冲击了潞河中学。新驻通州的奉军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学校的反对势力开始猖獗起来。那些动摇不定的中间派，不少人倒向了反对势力。有些平时颇激进的学生，这时也消沉了。面对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金成镐一时也免不了有点茫然和迷惑，但是他没有退却，而是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在求索革命的新径。他读到李大钊的文章《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他在笔记本上写到：“革命有退潮必有来潮，进路经逼狭定到平坦。我要在退潮时去闯险滩，在逼狭的险路上去领略奇绝壮美的景致。”他更加迫切地要找到党，要加入党。
有一天，他从二哥的褥子底下发现了一本《共产党宣言》，就向二哥表示想参加共产党。永镐把成镐要求入党的决心向支部书记作了汇报。不几天，党组织批准了金成镐的入党申请，指定金永镐做他的入党介绍人。1926年7月的一天，成镐由永镐主持，在党旗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
（五）通州潞河中学党支部的建立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金成镐决定先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他在班级组织起“社会主义科学”学习小组，对外叫“社会学学习小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研究的题目有：“马克思主义学说包括哪些内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俄国革命与中国目前革命的关系”等。由于学习内容新鲜而丰富，饱尝帝国主义压迫和军阀混战之苦的广大同学如久旱逢甘雨，纷纷参加，学习热情很高，小组成员最多时曾达到三十人左右。其中不少人认识到：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为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中国。一大批同学团结在他的周围，建立了潞河中学最早的青年团支部。
l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据党的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在政治上、思想上陷入混乱状况，党内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消极情绪。一些不坚定分子动摇悲观，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和共青团。有的人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出卖党的组织和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据1927年11月的统计，党员数量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
1921年7月，一大，50多名党员。1922年7月，二大，195名党员。1923年6月，三大，420名党员。1925年1月，四大，党员994人。1925年10月，党员已达3000人。在北伐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大发展的有利形势下，到1926年9月，党员已达13281人。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党员发展到57967人。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真正的革命者仍然坚持斗争。一些追求进步的人士，在革命的危难时刻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如年逾半百的老教育家徐特立、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和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领导职务的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都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金成镐不但没有任何动摇和退缩，反而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一边，顶着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进一步加强革命活动。1927年夏，经过慎重筛选和组织批准，金成镐在学校里相继发展了共青团员宏庆隆（又名冯文堂）、张树棣、康景新（又名康健生）、金祥镐（朝鲜人）、张学渊（又名张珍）、申哲（朝鲜人）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金成镐与北京大学地下党取得联系，经中共北京地委批准，成立了中共潞河中学支部。金成镐任支部书记，宏庆隆、康景新任支部委员。（《中国共产党北京市通县组织史资料》1923—1987 P9—10页）这是通县建立的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
党支部成立后，他积极组织党员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罪行，宣传党的革命主张，打击校内暗藏的国民党反动分子，并联合通州男师和女师革命学生共同开展革命斗争。为发展革命力量，他还在校内开办了夜校，组织校内工人学习文化，宣传革命思想。在他努力工作下，支部工作由潞河中学扩展到男师、女师、铁路东站和附近农村，并发展了潞河中学教工张文奎、女师的马国英、男师的王继瑞、农民李福祥等十多人加入了共产党。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1928年2月，建立了中共通州潞河中学中心支部，支部书记仍由金成镐担任，张学渊等分别担任组宣委员，后由康景新继任支部书记（1928年7月至1929年2月）。
1927年7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和政客既相互勾结，又为争夺最高权力互相争斗，以至兵戎相见。1928年2月，蒋介石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控制了军权、党权后，为了与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奉系军阀争夺北方的统治权，国民党军队于1928年4月继续进行“北伐”。5月9日，逼近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率部出关。6月8日，新军阀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开进北京，该集团军的第二旅进驻通州城。从此通州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反动统治时期。通县县署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但仍然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专制，只是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和买办势力不同而已。形势的变化使中共党组织步入了一个新的战斗阶段。
1928年5月1日，蒋介石的军队北进至济南。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英美势力向北发展，于5月3日借口保护侨民也进军济南，并杀害济南军民一万余人，制造了“济南惨案”。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北京还举行了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抵抗。消息传到了通州，各学校师生纷纷上街演讲、贴标语，反对日军暴行。为组织好这次斗争，中共通州潞河中心支部成立了“反帝大同盟”组织，并指定高玉国为“反帝大同盟”负责人。“反帝大同盟”通过各学校学联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女子师范学校、男子师范学校、富育女中的广大师生、部分小学和一些市民参加游行。在大街上撒传单、贴标语、进行演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广大师生还纷纷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政府维护祖国领土主权。
通过这次大的行动，潞河中学的国民党右派分子，看到共产党支部不仅掌握了潞河中学的大多数师生，而且还能发动校外的群众参加革命活动，十分恐慌。因此在“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第二旅进驻通州后，校内的右派分子吴邦允等，阴谋篡夺被中共支部掌握的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以抵制金成镐等人的革命活动。他们在精心策划后，抛出了一个“候选人名单”，预谋在选举执委时控制选举，骗取选票，把反动学生选上去，打击革命力量。金成镐了解这一情况后，为回击反动分子的阴谋，在改选投票前，他挺身而出作了一个慷慨激昂的演讲，揭穿“候选人名单”中，不是出身豪门满身恶习的花花公子，就是崇洋媚外善搞阴谋诡计的卑劣小人，号召同学们擦亮眼睛，不要上当。金成镐的演讲激起学生们极大义愤，纷纷当场质问“名单”里都是些什么人?有的当场揭露某人是军阀的少爷，某人是土豪劣绅的子孙，会场立即鼎沸，在学生愤怒斥责声中，这些坏分子灰溜溜地逃出会场，反动分子的阴谋被粉碎了。通过这场改选学生会执委的斗争，金成镐更加得到同学们的拥护，而反动分子更加忌恨他。
国民党右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整天跟踪金成镐等人，寻找下手的机会。1928年暑假，同学们相约在毕业仪式后，到金成镐家搞一次分别前的“茶话会”。这天午饭前，通州驻军突然包围了金成镐的家，逮捕了金成镐和帮助他制羊奶冰糕的康景新等几名同学，并乱搜乱翻了他家的住宅。时过不久，同学们三三两两的来到金家，被荷枪实弹的大兵挡在门外。同学们愤怒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们开‘茶话会’？”经他们再三追问，才了解到是那些嫉恨金成镐的坏家伙存心报复，陷害了金成镐等同学。金成镐等几名同学被抓到军营里，谁也没有承认自己的身份，而且据理力争，一再质问驻军：“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有什么凭据？”“你们占领通州不到一个月，怎么知道校内的情况？”“到底是谁诬告我们？”党支部为了营救被捕通知，发动全校师生多次到军营抗议军队“无故抓捕学生”，并派代表到军营中交涉质问。反动军队抓不住一点把柄，又搪不住金成镐等人的质问和老师同学们的抗议，不得不释放全部被抓的同学。在释放时，金成镐同志连连向驻军抗议：“无故捕人是侵犯人权，捏造罪名告密，应追查诬告罪。”事后，金成镐同志对这次事件作了总结，他对同志们深有感慨地说：“反动派依靠枪杆子能随便抓人，我们也要有军队，才能保住自己，才能夺取政权，才能实现我们的理想。”他怀着无限向往的心情激动地说：“现在南方各省都在闹红军，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这就有了大希望啊！”
1928年7月初，金成镐在学校即将毕业。一天下午放了学，金成镐看见一个美国人正在纵狗咬一位同学，为同伙取笑。金成镐怒不可遏，抄起一根木棍将狗打了个半死。校长知道了，就将金成镐叫到校长室，斥责道：“你胆子真不小，打狗就不看主人？”原来纵狗咬人的是校长的姑爷，强迫金成镐赔偿医药费、赔礼道歉。金成镐质问说：“我知道你是学校的主人，但我打的不是你家的狗，我也没打伤你，赔你什么医药费？”校长说：“我要你为狗的主人赔礼道歉，赔偿给狗治伤的医药费！”金成镐接着说：“到底是狗，还是人？打了狗给你道歉！你们纵狗伤人，还要赔你们的医药费！”同学们听争吵声就一齐涌到校长室，帮助金成镐讽刺挖苦起这个洋校长：“你们把狗看得比人还重要，难道我们学生还不如你们的狗？应把你姑爷叫出来，替狗给我们赔礼道歉！”校长听着不是味，问道：“你们怎么总是把人和狗混在一起？”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本来就不是人干出来的。”校长大怒：“你们给我滚！”就这样金成镐被同学们簇拥着出了校长室。社会学教师吴志铎给金成镐毕业纪念题词中说：“其思想贯彻古今，历评诸家，‘打狗吹者’真有出人头地处。”后来，毕业的时候，校长硬说金成镐煽动学潮，以不发给文凭作为报复，但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一纸文凭又算得什么呢！
三、地下尖兵
（一）为了革命，放弃高考
1928年暑假，上级党组织决定从潞河中学党支部抽调一名精明强干的人，专门做党的地下工作。这就意味着马上要中断学业，立即转入地下。面对党的需要，支部召开会议，洪庆隆、康景新、张珍等纷纷要求放弃高考，承担任务。金成镐非常清楚，大家都在积极复习，准备高考。含辛茹苦十年来，成绩在学校也是拔尖的，大学的门槛就在眼前，伸腿可进，谁不想到高等学府深造呢？最后，这位潞河中学的高才生，本可以有机会考上大学，却决定自己放弃高考，从事地下工作。不久，张珍和金祥镐考入了燕京大学，洪庆隆和张树棣考入了辅仁大学。
在他们入学之前，金成镐主持召开了最后一个支部会。他告诉同志们：“咱们很快都要进入北平，仍然是一个党支部，你们只与我发生单线联系，彼此之间不得发生横的联系，不经组织同意，更不得和其他组织及个人发生联系，这是党的纪律。从今以后，我的名字改为周文彬，你们不要找我，有什么事，我会找你们的。”
从此，金成镐便以“周文彬”的化名，开始了充满危险的地下工作。他经常秘密深入大学区，把党的指示和文件带给张珍，再由张珍等人分头向学生传播，革命的热流更加有力地在大学生中流动起来。
（二）推迟婚事，终身未婚
为了谋生，也为了工作的便利，周文彬一家由通县搬到了北平市的海淀区，开办了一所“金氏牧场”，饲养一百多只奶羊，所得收入，除维持全家生活及供给弟弟、妹妹上学外，周文彬将其中大部分用于党的活动经费。
这时的周文彬，已经是个真正的成年人了。母亲见儿子出息得一表人才，打心眼里高兴。就想给他介绍一个朝鲜姑娘，成家立业。但他总是推辞说：“不着急，等事业完成后再说吧！”又说：“你看，我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负担，多么好呀！”这样，周文彬为了中国的革命，终身未婚。
（三）虎口脱险，离开北平
1930年夏，一天夜里，特务突然来到周文彬家，情况非常危急。周文彬翻过后院的土墙，跳进邻居的一个羊圈里。羊圈主人张大伯给周文彬一个老羊皮袄。周文彬反批在身上，和羊挤在一起，逃过了特务的搜查。周文彬在张大伯家里呆了三天，街上稍稍平静后，他便告别了张大伯，找到了上级，汇报了这几天发生的情况。上级告诉他，党内出了叛徒，要他马上离开北平。这样，周文彬被派到抚顺做地下工作。
这期间，在周文彬的鼓励和引导下，1932年张珍大学毕业后在学校当助教时，组织了“化学社”，秘密试制弹药、防毒面具和电台等，支援了当时的革命斗争，也为党培养了一批军工人才。
（四）去留抉择，孤身留在中国坚持战斗
周文彬自从遭到特务的袭击后，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由于周文彬远走关外，经常不在家，父亲越来越年迈多病，无人照料家业。周文彬就把潞河中学的两位老校工请了来，帮着金家养护奶羊。
金家遭难不久，周文彬的父亲得了偏瘫，二哥的肺病也越来越重。久病思乡，叶落归根。父母决计回朝鲜去，一家人又一次面临着去国离乡的抉择。1933年的一个晚上，一家人经过商量，结果周文彬、四弟金祥镐、小妹金信正留在中国，其余人回朝鲜。父亲走后，周文彬一方面经营奶羊场，供给规模经费及弟妹学费，一方面以主要精力投入了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祥镐和小妹也回朝鲜去了，他独自留在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忘我斗争。
四、领导开滦矿工大罢工
发生在1 9 3 8年7月的冀东人民武装抗日大暴动(亦称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组织的一次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壮举。在短短两个多月，东起山海关，西到潮白河，北从雾灵山，南至渤海滨，在2 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组成武装齐整的10万余人的抗日部队。起义军与八路军协同作战占领了兴隆、昌平，蓟县、平谷、玉田、宝坻、卢龙、迁安、乐亭9座县城。横扫敌伪的反动设施。被日本侵略者蹂躏5年之久的冀东人民，一扫愁眉苦脸，欢欣鼓舞，高唱凯歌。这一起义的胜利，震撼平津轰动全国，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冀东的统治，配合全国抗战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为开创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为收复东北，争取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冀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它北踞长城，南临渤海，西控京律，是东北通向华北的咽喉要道。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物产可资军需，而且深山密林，可供迂回。是我进可攻，退可守的理想战场。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吞并全中国，就首先夺取冀东。早在1 9 3 3年初，他们就兴兵攻占长城各口。驻守在喜峰口、冷口，古北口一带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在冀东人民的支援下奋起反击，后因国民党政府不予援助而失败。1 9 3 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竟同日本侵略军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把冀东划为非军事区。接着1 9 3 5年，国民党政府，又搞了个“何梅协定”，把冀东拱手让给了日军。汉奸殷汝耕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就完全沦陷为日本侵华的军事跳板和兵站基地。600万冀东人民，就变为日军铁蹄下的亡国奴，过着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
冀东人民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斗争精神的，他们和东北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深知亡国奴的痛苦。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1 9 3 4年初，冀东北部的迁安县就发生过人民抗日的武装暴动。由于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暴动的队伍被敌人镇压了下去。随后，兴隆县的孙永勤又扯起抗日的旗帜，组织数千人的救国军，辗转游击于长城内外，给敌伪以沉重打击。后来这支抗日军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军的暗算，把他们诱骗到遵化县境内的茅山，四面包围，予以围歼。孙永勤率领这支队伍，英勇冲杀，以1000多人的伤亡和自己的壮烈牺牲，给了敌人以大量杀伤。曾使敌人惊心丧胆的义勇军虽然消失了，但他们的战斗精神，仍活在人民的心中，激励着广大人民的救国热情和中华儿女的抗日决心。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行径的发展，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系列抗日主张和战略方针。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政治形势有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终于在1937年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形成了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现了全国抗战的新局面。中共中央于8月下旬在陕北召开的洛川会议上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出兵华北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担负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洛川会议上指出，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创建冀热边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将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立即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打击侵华日军，创造包括晋察冀边区在内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北省委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城市工作要短小精干，由公开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工作，埋头苦干，积蓄力量，动员干部和党员去农村，并尽量去平津周围的农村，宣传抗日主张，准备发动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北方局决定派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李运昌回到冀东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在北方局的领导下，河北省委从思想、组织准备上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先后派不少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到冀东工作。深入农村、矿山发动群众，做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工作。1937年夏，中共河北省委派周文彬担任唐山工委书记，并成立中共唐山工作委员会，主要开展开滦煤矿的工运工作，为发动冀东抗日武装大暴动做准备。
周文彬在唐山华东电料行以修理收音机作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由于他技术出众，很快得到经理赵永生的赏识和信任，并让他搬到自己的宿舍去住。周文彬利用便利条件，在宿舍安设了一架收发报机，向领导机关发出情报和收接上级党组织的有关指示。后来，周文彬电台电波被敌人发现，引起了怀疑，便离开了电料行。周文彬利用看病的本领经常深入工人区，每到穷苦工人聚集的地方，边给工人看病，边讲些通俗易懂的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斗争觉悟。周文彬先后在唐山和赵各庄等地活动，秘密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使党在工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当时在冀东地区，英、日帝国主义为争夺开滦煤矿正发生尖锐矛盾，掌握开滦煤矿矿权的英国资本家，为攫取更高利润，利用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对煤炭需求量大大增加的机会，极力加紧对矿工的压榨，抬高煤价；日本帝国主义则利用矿工与英国资本家的矛盾，极力怂恿和煽动矿工斗争，企图乘机夺取开滦煤矿。根据这个情况，河北省委决定要当时任唐山工委书记的周文彬亲自领导开滦矿工斗争，打击英、日帝国主义反动图谋，为发动冀东抗日大暴动作准备。
1938年3月12日，赵各庄矿长陈甲三为加强对矿工压榨，决定建立井下牌子房，实行井下记工制度，激起矿工极大愤怒。周文彬抓住这个时机，组织地下党员和骨干分子秘密串联矿工，在3月16日实行井下记工制的第一天，都不去拿记工牌。陈甲三见到这个情况强令矿工下井必须拿记工牌，愤怒的矿工群起捣毁了牌子房，赶跑了查工人员。陈甲三见势不妙，被迫与工人代表举行谈判，代表提出了“取消井下记工制”等六项要求。陈甲三对工人要求采取拖延战术，迟迟不作答复，同时派人修复被捣毁的牌子房，妄图继续坚持井下记工制。陈甲三这一反动行径更加激起矿工的愤怒，从而点燃了开滦矿工大罢工的导火线。
3月21日晚，周文彬主持召开了地下党员和矿工积极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周文彬提出了“先把矛头指向英国资本家，同时提防日寇的参与和破坏”的斗争总策略，决定22日举行全矿总罢工。22日下午1点钟，赵各庄1万多名矿工爆发了总罢工，愤怒的工人包围了煤矿办公大楼，向陈甲三展开了尖锐斗争。
在赵各庄矿工罢工影响下，附近的林西矿、唐家庄矿矿工也相继举行了罢工。为了把东三矿罢工工人团结在统一的纲领之下，周文彬和唐山工委通过组织工作，联合三矿工人成立了东三矿罢工委员会。在周文彬和唐山工委领导下，东三矿矿工罢工斗争坚持了半个月之久。至4月9 日，唐山矿和马家沟矿矿工也参加了罢工斗争，从而形成开滦五矿35000名矿工声势浩大的总同盟罢工。
开滦五矿矿工总同盟罢工，给煤矿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后迫使英国资本家不得不让步答应了工人提出的要求，签订了劳资协约，坚持50天的同盟大罢工以矿工取得完全胜利而告终，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使日本帝国主义无可奈何，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在开滦矿工大罢工胜利影响下，6月份，乐亭和滦县南部3000多名雇农爆发了“涨活价”的罢工斗争，也取处完全的胜利，从而为冀东抗日大暴动吹响了前奏曲。
五、组织武装暴动
按照冀东地区党组织滦县榛子镇会议的安排部署，确定周文彬负责发动开滦工人罢工和起义的工作，把开滦矿工引导到抗日武装暴动的道路上来，以支持冀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开滦矿工大罢工的胜利，使日本帝国主义十分震惊，事后他们千方百计唆使和协助矿主对罢工工人进行反扑，搜捕和杀害罢工委员会领导人。为了自卫，周文彬领导工人组织了武装纠察队，由节振国任队长，同敌人迫害和镇压展开坚决斗争。
1938年7月中旬，在挺进冀东的八路军四纵配合下，李运昌、洪麟阁、高志远等人组织领导的冀东抗日联军，在滦县、迁安、丰润、遵化等地相继发起了抗日大暴动，暴动迅速扩展到整个冀东地区。在冀东抗日大暴动的鼓舞和抗日联军的配合下，7月18日，周文彬领导赵各庄工人武装纠察队首先举行了起义，攻占了赵各庄矿警察局，伪警纷纷逃散。随后又策应唐家庄矿工举行起义，袭击了唐家庄民团武装。接着林西矿工也起来响应，成批工人加入了暴动队伍。在冀东抗日大暴动期间，共有7000多名矿工参加了冀东抗日联军，成为抗日大暴动的骨干队伍，在中国树立了一面城市产业工人武装起义参加抗日的光辉旗帜。
由于矿区地处铁路沿线，敌人有重兵驻守，暴动队伍很难立足，随后在周文彬、节振国等人率领下，这支工人武装队伍转移丰滦迁农村，编为冀东抗日联军工人大队，经常转战在开滦矿区，成为坚持冀东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支劲旅。
六、坚持在冀东
冀东抗日大暴动胜利后，敌人纠集大批军队进行反扑，向各地反复进行疯狂“扫荡”，恢复伪政权，发展特务组织，残暴屠杀抗日军民。在残酷形势下，八路军四纵党委和中共河北省委决定，将抗日联军和八路军主力部队撤往平西根据地进行整训；由四纵留下部分八路军组织三个支队，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由四纵政治部副主任苏梅统一领导；同时决定由周文彬负责地方工作配合各支队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10月，四纵和抗联西撤后，冀东的斗争环境更加艰苦、恶劣。周文彬任第一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在冀东东部顽强坚持，英勇战斗。1939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北南分局的决定，撤销了冀热边特委，改设冀东地委，由周文彬任地委书记。同年7月，冀东地委又改为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分委，周文彬担任了分委委员。
1939年秋，周文彬主要战斗在冀东东部地区，配合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八路军第一支队，转战在以松山峪为中心的丰润、迁安两县山区，同时与刘诚光、丁振军一起重组了抗联第五总队和第九总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在冀东东部逐渐开辟了游击区，并建立了冀东第一个联合县委和抗日民主政权，即中共丰(润)滦(县)迁(安)联合县县委和县政府，周文彬兼任了联合县委书记。
1940年夏天，周文彬领导指挥了滦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
在此同时，八路军第二支队和第三支队通过坚持游击战争，在冀东西部也开辟了游击区。1940年冬，冀东党分委决定在冀东东部和西部建立两个地委，任命周文彬为东部地委书记，李子光为西部地委书记。从此，周文彬又为巩固冀东东部根据地进行了顽强斗争。
在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周文彬充分显示了他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知己知彼、多谋善断的卓越领导才能。1941年8月，敌人调集3万多名伪治安军进驻冀东，开展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向根据地进行“扫荡”。冀东党分委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周文彬以他对敌情第一手情况的了解，认为敌人人数虽多，战斗力不强，建议将主力部队调回冀东，一举歼灭伪治安军，粉碎敌人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党分委采纳了他的建议，将主力部队调到冀东，组织打治安军战役。12月15日，战役从遵化四十里铺开始，我军以4个营的兵力，半小时内全歼伪治安军450人，缴获大量军事物资，取得首战的胜利。嗣后经过80多天的战斗，作战20余次，全歼伪治安军8个团5000多人，攻克20多个敌据点，平毁了由遵化石门至宝坻新安镇长数百里的敌“防共壕”，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
在巩固根据地的斗争中，周文彬还充分表现了他关心群众，爱护干部，顾大局识大体，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崇高革命品格。当时在冀东流传许多他在这方面的生动故事。下面略举其中几个小故事：
一是枣红马的故事。当时根据地仍属于游击区，斗争环境十分残酷，周文彬牵着一匹枣红马率领身边同志到各地游击办公，被称作“马背上的政府”。他对这匹枣红马十分喜爱，精心喂养，但骑马的时侯却很少，行军的时候，这匹马主要用于为女同志、小同志和体弱同志驮背包、米袋、行李等物，成了“杂货驮子”。一次春节前夕，突然发现敌情，机关需要马上转移，他沉静地向大家说：“这里道路、地形我都熟悉，大家行动要听我号令”，他命令一个女同志骑在马上，自己提着顶上子弹的盒子枪走在最前面，既当向导，又当尖兵。同志们见此情形十分感动，几个同志在行军路上为他编了一首诗：“岁余寒未尽，除夕又行军；烽火连天夜，枪声作炮声；老周身先卒，河马殿后兵。”
二是“周花子”的故事。周文彬生活上艰苦朴素。早在学生时代，他就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中学毕业后，他以革命为职业，没有任何收入，靠同志和朋友帮助维持生活。那时，张珍曾给他很大帮助。他每次来北京，总是买一两个窝窝头，充作一日三餐。抗日战争时，斗争环境极其恶劣，根据地部队和干部的给养是十分困难的。周文彬总是带头省吃俭用，带头做最艰苦的工作。他经常把发给自己的衣服让给别人穿，自己穿着补丁加补丁的衣服。春夏秋三季，他穿的是很短的衣服，冬季仅穿一身粗布黑棉衣，经常头上戴着一顶破旧黑礼帽，脚上穿着补了又补的黑布圆口布鞋，袜子破得不成样子。一条毛巾总是截成两半，节省着使用。周文彬看上去像个“叫花”，同志们亲切称他“周花子”。一次他们住在一个老乡家，穿戴比较整齐的警卫员打扫房间，他坐在院子里批阅文件。房东老大爷不认识周文彬，指着他向一个邻居说：“你瞧！这个警卫员怎么这么邋遢！”恰好这个邻居认识周文彬，笑着说：“大哥你老眼睛不灵，正好看拧了，他才是大首长呢!”
三是一盘炒鸡蛋的故事：在根据地的斗争中，周文彬经常处于极端紧张的状态中，日以继夜的行军和工怍，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但他从来不接受任何生活照顾。一次在行军途中，两个警卫员看他天天行军，晚上还要工作到深夜，瘦得颧骨都突出来了，感到十分心疼。他们设法搞来几个鸡蛋，炒了一盘给他补补身子。他看了后严肃地对警卫员说：“要说困难大家都困难，为什么单要照顾我?”硬是不吃。最后在他命令下，还是由两个警卫员和房东小孩子分吃了。事后，他特别嘱咐警卫员从自己津贴中，给老乡送去鸡蛋钱。
有关这类的故事当时是很多的，正是这种崇高的革命品格，使周文彬同冀东人民结成深厚的鱼水之情，成为人们无限敬仰和信赖的领导人。
当时在根据地斗争中，最大的困准是缺乏武器和弹药，为此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我军经常遭受重大伤亡和损失。周文彬经常想，如果根据地能有自己制造武器弹药的军工厂该有多好。为此，他利用赴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汇报工作的机会，找到在军区工业部工作的老同学张珍，到军区的军工厂参观学习十来天。下厂后，他谢绝工厂的照顾，坚持同工人一起劳动，每天一干就到深夜十二点钟以后。他说：“冀东区地处天津和东北三省要冲，是敌我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日伪基础扫荡，几乎天天打仗，弹药消耗很大。如果能就地生产，就地补充，就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因此，他如饥似渴的学习军工技术，特别是对制造无烟火药、烈性炸药、子弹、手榴弹、地雷、炮弹等兴趣很浓。在学习过程中，他不懂就问，不怕劳累，亲自操作，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军工技术都学到手，带回冀东去。
1943年6月，周文彬回到冀东后，立即着手抓军工生产。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经常带警卫员试制武器。他把火柴碾成粉面，用水调成浆糊状，然后一点一点地涂在钨丝上（把手电筒泡打碎，取里面的钨丝）晾干，再焊接细铜丝，制成引爆装置，造出电引火地雷，用来炸敌人的火车和部队，曾发挥很大的威力。另外，他还亲自制掷弹筒，他制造的掷弹筒比日本人造的射程远，命中率高，很受战士们的欢迎。随后，在他的要求下，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又让军区工业部派黄锡川等十几名军工生产人员到冀东，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军工厂，使冀东根据地有了从自己地区补给武器弹药的来源，极人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这是周文彬为冀东抗日斗争作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
1943年7月以后，由于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和扩大，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决定撤消冀热察区党委和冀东党分委，建立冀热边特委，周义彬担任了特委常委、组织部长。
七、血染沃土
1944年10月16日，周文彬在丰润主持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会议进行中发现敌情，日军在附近大量增兵，为了安全，周文彬决定全体与会干部当晚转移南部杨家铺，从速结束会议。
会议转移杨家铺的第二天拂晓，外面响起了枪声，日军独八旅团3000多人奔袭合击杨家铺一带村庄，周文彬决定与会干部再次向北转移。到达北面时，敌人已将杨家铺包围。周文彬意识到这是敌人有目的有计划的奔袭合围，转移已是不可能了，于是下达了从马头山南坡进行突围的命令。
突围开始了，周文彬同特委第四地委书记兼专员丁振军，亲自在杨家铺马头山下组织突围战斗。经过激烈作战，由于敌众我寡，伤亡很大。在冲过两道坎时，丁振军不幸中弹牺牲，周文彬也负了重伤，鲜血直流，待冲到沟里时，身边只剩下5名同志了。他意识到突围已是不可能了，便鼓舞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到最后一粒子弹”。他撑起身躯，端起武器，瞄准敌人进行猛烈射击。突然敌人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头部，这位年仅36岁的朝鲜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的卓越干部，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把鲜血洒在了中华大地上。
在杨家铺战斗中牺牲的还有，冀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吕光与已经怀有身孕的夫人，那年他才30岁。还有丁振军，这位使敌人胆寒的年轻地委书记，率领第四地区委警卫连三进三出，本来有冲出去的希望，但为了抢救战友，又几次冲进了包围圈，英勇无畏，最后壮烈牺牲，年仅31岁。
就是这场惨烈的杨家铺突围战，从拂晓一直打到黄昏，英雄们奋勇抵抗，左突右冲，和几千名日本鬼子顽强激战了十几个小时，最后终因寡不敌众，三百多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冀东大地，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几个月后，那支罪恶的日本独八旅的一部几百名日本鬼子被我人民子弟兵包围在离杨家铺不远的一个山沟里，我英雄的八路军战士高喊着为烈士们报仇的口号，把一颗颗复仇的子弹射向鬼子们的脑袋，用一把把愤怒的刺刀插向鬼子们的胸膛，一鼓作气，痛快淋漓地把这股日本侵略者全部歼灭在了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用胜利告慰了杨家铺死难烈士们的英魂。
周文彬是朝鲜人。自从在中国安家后，便在这块光辉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产生了强烈的感情，立志用献血来保卫她，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他常说：“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都是血肉相联的一家人，任何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死对头。我到中国来打日本强盗，也是为朝鲜人民的解放。”这充分表现了周文彬的伟大国际主义精神。
周文彬烈士牺牲后，悲痛的冀东人民含着热泪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他最后战斗的马头山下一颗挺拔的劲松旁，解放后移葬在唐山市冀东烈士陵园中，一方镌刻着他一生丰功伟绩的丰碑，为我国人民留下了永远的敬仰和怀念。
云一村，树一村，此日一家作比邻，东风处处春；
山招魂，水招魂，犹教人人长忆君，年深情更深。
这是上世纪40年代流传下来的两句诗，诗中表达的，是冀东人民对周文彬烈士的深切怀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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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县革命史》，北京出版社，1994年
3、《烽火通州》，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4、《河北革命回忆录》第二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
5、《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6、《冀东魂》，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
7、《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二），河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
8、《冀东名人传》，渤海湾出版公司，1989年
10、《中共北京党史人物传》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
11、《张珍回忆录》，兵器工业出版社，2005年
12、《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13、网站：http://www.8dou.net/html/article_show_5520.shtml
14、网站：http://dlibrary.tjl.tj.cn/tjkzjs/kryl/zwb.htm